政情以外(一) 李曉鵬

政情以外(一)  李曉鵬 - 經濟與戰略問題專家，經濟學博士。

(紅色字是本人的意見)

特首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報告是罕見的強硬，申明 “高度自治” 不是 “絕對自治”，強調香港必須服從中央權威，而且點名批評了一些激進刊物的言論，現場抗議的議員則直接就給架出去了。這種風格是 “佔中” 之前從未出現過的。這意味中央政府對香港 “佔中” 後政策方向在保持 “一國兩制” 的承諾不變的情況下，對香港現行政制進行了調整。

“佔中” 把各方面的底線態度基本上測清楚了。在佔中之前，梁振英的態度是比較曖昧的，甚至在敷衍塞責，有意識在放縱反對派的極端言行，諸如奶粉事件、國民教育事件這些問題上，當時梁振英政府基本無所作為，放任事情鬧大。

新華社在佔中後發了這麼一則耐人尋味的新聞 ——《梁振英：曾每天都向中央彙報香港 “佔中” 情況》。他彙報了些什麼，中央指示了什麼，這是機密，誰也不知道。但最終的結果很明顯：就是說在中央政府強硬的表態下，梁最終放棄了表面上的搖擺，選擇了完全站到中央這一邊。港府從最開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場，到現在的 “秋後算賬”,一系列行動顯示梁得到中央支持後，逐漸開始硬氣起來了。

 (梁振英是聰明人，有政治智慧，看清形勢才出手)

再對照另外兩則新聞...

第一則，就是佔中爆發的前夜，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來訪問，打的旗號是希望維護香港穩定。

第二則就是佔中結束之後沒多久，李嘉誠就宣佈把公司註冊地遷出香港。

顯然，李嘉誠等人其實是先去北京希望說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選問題上讓步，避免 “佔中” 運動的爆發。這個要求當然是被拒絕了。會面的結果，只是習近平總書記重申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不會變。“佔中” 隨即爆發，中央和香港極端民主派的關係終於徹底決裂。受打擊最大的竟然就是這一批控制著香港經濟命脈的大富豪們。

 （如果香港出現有問題，經濟會下調，地產業會首當其衝，所以才有上述舉動）

香港回歸後的經濟現象...

香港回歸中國以後，經濟發展緩慢、社會貧富差距擴大，香港底層人民沒有從祖國統一中獲得什麼好處，青年學生對未來失去希望，他們擔心畢業就失業，看不到通過自己努力上升的管道。社會上有了對香港現狀的怨氣的積累，西方敵對勢力就來挑撥離間。經濟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原因是什麼呢？在大陸這邊看來，中央已經給了很多優惠政策給香港，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經濟繁榮以外一概不管，給最大自由度給香港。香港自己還搞不好怪誰？只能怪你們香港人自己嘛。

（中國開放了，香港地位的重要性每下愈況，但年輕人不思進取。大學開得多，而職位不會相對增加，當然有不少人畢業等於失業） 

但在香港人不是這樣看。1996年，香港回歸中國之前，基尼係數是0.517，2012年，基尼係數上升到了0.538，貧富差距擴大,雖然不多，但一般認為超過0.5就是很嚴重的貧富分化了，底層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，是跟回歸以後中央政府不作為密切相關的。

 （自由社會必會貧富懸殊，但很多國家都會在高入息處抽重稅，以減低貧富差距，可惜英國人不設這種機制）

香港回歸以前，英國畢竟還派了總督，其職權是高於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。有這麼一個強權人物鎮著，大資本要想為所欲為還是很困難。香港回歸以後，中國不能直接派遣官員管理，一方面又不可能信任英國的官員，所以選擇了依靠所謂的 “愛國人士” 來協助中央政府實現香港平穩過渡，代表人物當然就是李嘉誠、霍英東這些大資本家了。這些資本大佬們開始獲得大量的政治資源，李嘉誠和霍英東都成了香港回歸籌備委員會委員，成為中國在香港政治力量的代表。

中國政府又因為 “一國兩制” 的承諾，也沒有過多干預香港政務 —— 因為西方國家老是拿自由民主這些東西來攻擊中國，而中國也有很多人也對此缺乏自信。所以雖然英國統治的時候一點民主不給香港，中國收復香港以後反而開始搞民主了。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立法會的權力上升，特首的權力下降，跟總督比起來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。

 （這是英國造成的，不控制立法會議員的質素，令首長及整個政府施政困難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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